一名广州女孩成为首位在几内亚比绍联合国机构大楼工作的中国人

专家鼓励更多中国青年去国际组织竞聘“上班”

几内亚比绍，非洲大陆边缘的小国。从广州到几内亚比绍，潘楚盈成为第一位走进几内亚比绍联合国机构大楼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潘楚盈既面对着新环境带来的冲击，体会到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也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的小国，依然能看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的经历，让她看到了更加多元的世界，培养了国际的意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但是相比之下，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数量却普遍偏低。学者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人赴国际组织工作，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一位在几内亚比绍联合国机构大楼工作的中国人

在踏上几内亚比绍的土地之前，潘楚盈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是第一位在几内亚比绍联合国机构工作的中国人。

“我的专业是国际发展，主要研究全球范围内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策略的设计。非洲是一个各种发展理念的‘试验地’，在非洲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将是职业生涯一个挺好的开始。”就这样，从小生活在广州的潘楚盈来到几内亚比绍。

相比于日内瓦、曼谷，甚至是邻国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国际组织中的亚洲面孔都少之又少，而中国人更是没有。几内亚比绍是联合国宣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虽然做了心理建设，但初来几内亚比绍还是让潘楚盈惊讶于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告诉记者，当晚上坐飞机来到其首都比绍时，下面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航站楼就是平房，海关甚至连电脑都没有，出入境时间还是工作人员手写。非洲雨季的倾盆大雨让城市泥泞，缺乏公共交通和道路建设，没有车几乎是寸步难行，停电停网更是常有的事。

总统府的大楼上写着“中国援助”

潘楚盈所在的是联合国“驻地协调办公室”(Resident Coordinator Office)，其主要功能是协调联合国各个分支机构的资源，在当地政府部门和联合国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联合国以整体的面貌，参与到当地的发展过程中。

因为工作原因，潘楚盈曾进入几内亚比绍的总统府，见到了总统。

“见到总统其实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让潘楚盈感到奇妙的，是总统府的大楼上写着“中国援助”(China Aid)。在异国他乡，祖国的名字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大楼上，让潘楚盈有一种“神奇”之感。除了总统府，中国还援建了国民议会宫、国家体育场等地标建筑。

“中国对几内亚比绍的影响力其实在很多细微处。”潘楚盈告诉记者，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空调、手机、打印机，大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能看到中国的痕迹。最让潘楚盈“恍惚”的，是她在街上看到当地居民穿着美团外卖的服装和各类印着中文的文化衫，“但当地居民根本就不知道衣服上写的是什么”。

期待更多的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工作

在潘楚盈看来，有机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工作最重要的是意识和思维的拓展：“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多元的世界，这让人变得包容，更有国际意识。”

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选择去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根据《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0年北京大学共有73名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分布在40多个不同机构。在2019年，北大共有89人到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人数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同样积极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引导、鼓励青年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但是，在国际组织任职和工作的中国人数量依然偏低。据联合国数据，在联合国及其各分支任职的中国籍职员1384人，仅占总量的1.18%。中国在联合国的任职人数与美国(5459人)、法国(4364人)、英国(2534人)等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与中国的人口和国际地位都是不相称的。

北京大学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官员孟文婷告诉记者，联合国是反映国际政治的镜子，联合国内中国职员的情况，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反映。准确来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初级和中级的正式职员比较少，该群体类似于国内部门的业务骨干，这是我国未来加强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目标岗位。

“大国青年应该拥有世界胸怀，同时我更想说，国际组织不止在纽约、日内瓦、维亚纳。”曾在南苏丹、肯尼亚等地区访谈和实践的孟文婷深有感触地说，“我希望有更多青年人可以在国际组织的一线工作，走向基层，到最需要的地方实现自己的价值。”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艳华向记者分析，随着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派学生到国际知名高校交换、学习，我国具有竞聘国际组织岗位条件的人员增加，有更多的中国籍职员加入国际组织。

在罗艳华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符合我国在国际社会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力，“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青年人，树立全球发展观，勇于加入国际组织，通过其平台实现远大抱负。”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