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街头有位卖唱老人火了。他叫刘丽光，今年89岁，在成都卖唱已经26年。

5月初，我在万象城外听到一阵二胡声。循声走到跟前，正是刘丽光。他戴灰色太阳帽，眉毛胡子花白，手持一把旧二胡，眼睛盯着歌本，边弹边唱《国际歌》。

吃午餐时，他打开保温杯，里面是绿豆粥，又拿出两个甜馅饼和一个松花蛋。他喝粥，坚持让我吃饼和蛋。

他对我说，还没有人完整听过他的人生故事。下面是他的讲述——

三江村里有我的“爱人”，她叫云素清。我们青梅竹马，14岁在家长主持下订了婚。我在那里教书，可以经常见到她

1933年农历八月初四，我出生在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仓山镇华实村。

华实村的名字好，开花又结果。可惜我的人生有开花，没结果。

六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伯父伯母供养我和姐姐上学。先读私塾，八岁上小学。每次放榜，我都是第一名。

1950年我初中毕业，跟着伯父学了一年中医。这时，我的初中校长杨贯之推荐我去三江村小学当教师，和一个助教一起教三个班。

三江村有我的“爱人”，她叫云素清。我们青梅竹马，14岁时在家长主持下订了婚。我在那里教书，可以经常见到她。

当时工资是发大米，每个月我拿的都是最低标准210斤大米。我不服气，就申请调去别的学校。

新学校条件更苦，要自己砍竹子编床笆(即床板)。寒假，听说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在招生，我连忙赶去。

没有汽车，我步行了两天半时间，晚上就住旅店。第三天下午，来到成都，我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学校报名。

考完试，我在同学家借住，天天煮红苕吃，吃得很高兴。因为生活有了希望——我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

师范三年，我的成绩进步到甲等。老师问我为什么学习那么努力，我说国家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必须好好学习

读师范，我有了国家补助，每个月有两元五角零用钱，用来生活足够了。我们不用交一分钱伙食费，冬天还有棉衣发。每个班还有一名生活代表，负责到成都东郊的龙泉驿买猪，买回来改善伙食。

在村小时，我晚上常常饿肚子。现在师范的生活好了，我却因为常年饥饱不匀，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后来经过苏联专家的医治，才得以康复。

师范三年， 我的成绩从乙等进步到甲等。我们那届100多人，我是全面发展的三个同学之一。全面发展，就是每个学科都能教。

老师问我为什么学习那么努力，我说国家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必须好好学习，才能报答国家的关怀。

1955年夏天，我分配到成都九眼桥小学。一年后，作为骨干教师，调到东城区第六中心小学，担任地理老师。因为教学出色，我得了一个绰号，“刘地理”。

作为全科教师，我还教音乐，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大队辅导员。

还有一件喜事，我和素清结婚了。她没上过学。订婚后，她怕跟不上我，开始读小学。后来又上了中学补习班。

结婚典礼上，我总结我们的婚姻，是“家长包办和自由恋爱相结合的中间类型”。

学校领导说，青年人要加强学习，如果不学习新知识，脑筋就会老化，学生上你们的课就要打瞌睡

婚后，素清不要我管家务。每个星期天，我都到省图书馆看书。

当时学习气氛很浓。学校领导说，青年人要加强学习，如果不学习新知识，脑筋就会老化，学生上你们的课就要打瞌睡。

所以我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抓紧学习。

那会儿，我还把患有白内障的母亲接到成都，带她去华西医院，治好了眼睛。

可惜，安宁时光并没有太久。1960年，姐姐和母亲相继患病去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的伯父“家庭成分”不好，我也受到了牵连。

当时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但学校还是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又把我的成都户口退回了中江县。

在学校，有人骂我是地主的狗崽子。我争辩，我的舅舅和母亲都是贫下中农!在拉扯中，我的一根手指撞到桌子，立刻弯折了。后来再也伸不直了。

虽然是满怀怨愤地离开成都，但我告诫自己，要坚强，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要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样比鸿毛还轻。我真希望有朝一日，春风能再度欢迎我回到成都。

我拼命劳动，身体越来越好。农民们说，这个地主改造得好

回到老家，村支书说，刘老师，我们推荐你去教书，以后可以转正。

原来，乡上办了农业中学，要我去教毕业班。但没等到转正，“文革”来了。

教书泡汤了，我又成了农民。

担泥巴时，我把上衣脱了，只穿一条短裤，打着光脚板，别人担五挑，我咬着牙，担八挑。修水库打石头，施工连连长说，你当石匠拿不起大锤，当心别掉到悬崖下，我们赔不起。

但后来，我打的石头比任何人都多。

我一直想当先进，想尽办法超过别人。这么拼命劳动，我的身体倒是越来越好。

农民都说，这个地主改造得好。

大人在地里劳动时，我的小女儿小琴来送饭，还唱歌跳舞给我们看。我有三儿一女。被我牵累，他们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的小琴，这么可爱的孩子，七岁时，死于蛔虫引起的肠梗阻。农村条件差，没法救。如果我还在成都教书，她就不会死。

我最渴望的是桃李满天下。没能实现理想和抱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女儿去世后，我还在挨整。怎么办呢?1976年春天，我卖掉房子，全家迁到安徽省霍邱县孟集镇花园公社乌江大队。

素清干农活，大儿子学木匠，二儿子和三儿子读小学。我晚上睡在山沟里放牛，早上把牛送回去犁田。

那里的猪是放养的。我跟在猪后面捡猪粪，一天能捡四挑。我种的水稻、麦子、玉米、花生、芝麻，因为猪粪用得多，都比别人长得好。

可我还是想教书。1986年，我53岁了。听说老家的小学需要老师，就带着家人回到原来的村子。

我向邻居借了木料和竹子，亲戚们帮忙打土墙，新修了三间房。修房子，加上给大儿子娶媳妇，欠下了1000多元债。

我是村里学历最高的。我在村小当代课老师，每月工资50元。半农半教的日子，一直干到我60岁“退休”为止。

我这辈子最渴望的是桃李满天下。但我最光荣的时刻，是在成都被叫做“刘地理”的那几年。

没能实现理想和抱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杜明通老师很支持我，说卖唱一样可以“启发世人，有功于社会”

“退休”后，我就去各地打工。

先去了宁夏矿务局，每月可以挣200元。矿井口的一个机器上有13个信号灯，代表不同的指令，我操作信号灯，从来没出过差错。

又去了深圳。在工地上干了18个星期的体力活，泥水匠，土工，挖泥巴……每天工钱30元，锻炼了十八般武艺。

但在深圳举目无亲，人地两生，我还是回家了。

1996年，我在同村老头王先富的鼓动下，拿起二胡，和他一起去卖唱。选择这行，一是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二是素清有心肺病，需要钱治病。

二胡，是读中学时跟着老师学的，我会拉二胡，还会制作二胡。

打一条菜花蛇，用丝茅草吊到树上，把蛇肚剖开，去掉内脏，晒干后用酒消毒。然后在木头上绷紧，用松香和胶水黏合做成琴筒，用锉子打磨接口，再买来丝弦当琴弦。

王先富的特长是吹笛子。他只有一只手。年轻时用雷管炸鱼，炸没了一只手。但凭着断臂，他可以弹奏三个半音，和完好的手臂一样。

我们在成都第一次表演，是在成都饭店大门外。我扯二胡，王先富吹笛子，挣了十几元。

第二天，我和王先富说，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不太能挣钱，好手好脚的，不能沾你残疾人的光。

我们分开后，他一天多挣了几倍。

我识谱。在春熙路新华书店，我花120元买了《中国民歌大全》和《世界民歌大全》，准备照着上面的曲目弹奏演唱。

我又拜访了读师范时的语文老师杜明通。他是四川大学的老教授，还是书法家。当时杜老已经87岁了，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

他听了我的想法后，很支持。还鼓励我说：卖唱一样可以“启发世人，有功于社会”。

我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在工地抬钢筋，钢筋比他还重，他肯定扛不住

在成都快一年，我突然接到三儿子刘启国去世的噩耗。

几个儿子中，启国最像我，头脑聪明、爱看书。我一直想把他培养成个人才，他有出息了，我们家就有转机了。

上学时他是学习委员，每科成绩都是甲等。他把奖状反贴在墙上，他说爸爸，奖状只是鼓励我，只有考上学校才是真正的本事。

可惜家里条件太差，初中毕业他就辍学了。

他学习了电工，到江苏常州打工。别人管理一台机器，他管理两台，可以挣双倍工资。

后来他随老乡去了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在修桥工地当钢筋工。一天，素清在家接到电报，说刘启国死了。她一下就昏倒了。我和二儿子赶去鹿寨，启国的尸体已经火化了。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烧成骨灰才告诉我们?

我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看到工地的条件，我估计刘启国在那里太苦了。他在工地抬钢筋，钢筋比他还重，他肯定扛不住。但他还是坚持着，没有回家，也没有和我们诉苦。他从小懂事，替人着想，大概是这个性格害了他。

去的时候，我借了1400块路费。老板只把我们的车费给了，没有一分钱补偿。

我为儿子感到痛心。有时候我会胡思乱想，是不是我给他的名字取坏了。启国，就是开国的意思，太大了，孩子压不住。

我的民歌本子上有一首老歌《我的孩子，他在何方》，就是我怀念儿子的心境：

“大地洒满银光，母亲在深情遥望，月亮啊月亮，请你告诉我，我的孩子，他在何方?……大海轻轻欢唱，泪珠儿闪闪发光，风儿啊风儿，请你快快吹，把我的孩子送到我身旁!……”

我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启国。

我问她会唱些啥歌，她答不出来。但她说，要和我一起演出，还要一起生活

启国死后，素清的身体越来越差。一想起儿子，她就心痛。

素清是个好妻子，陪着我过了四十多年艰难贫困的日子，培养了几个儿女，辛苦一辈子。1999年，她离开了人世，才66岁。

接到她的死讯，就像晴天霹雳，我没想到她先我而去。回家揭开棺材，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之后，大儿子去广东打工，二儿子做了上门女婿。我不想拖累他们，就一个人在成都卖唱。春熙路，中医学院外面，红星路口，大慈寺，邛崃，都江堰，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我每天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回家，自己做饭洗衣。如果没有遇到刘光清，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

2003年5月，我在总府路上卖唱。一个女人走过来说：“我想和你合作。”

我问她会唱些啥歌，她答不出来。但她说，要和我一起演出，还要一起生活。

我有些感动，但没答应。第二天，我到她的家里“考察”。

她叫刘光清，和我的名字一字之差。63岁，在街头卖馍馍为生。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

两人都是光蛋，就在总府路边上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当晚卖唱结束，刘光清帮我收拾行头，请我到她屋里住。

几天后，我将自己的被子衣服拿到她家，就算结了婚。

刘光清是个好女人，衣服袜子尽给我买新的，自己身上却是补了又补

有了刘光清，我的心情开朗了好多。我们在五桂桥租了两间房，将她双眼失明的老母亲也接到家中，三个人一起生活。

我们商量，每天下午3点一起出门，晚上10点收摊，靠卖唱赚钱替老母亲治病，让她重见光明。

老母亲对我印象很好，她说，“你这个人没得坏心，我把你当成我的儿子，把刘光清当成我的媳妇。”

我们有时也难免吵架，但我会尽量忍让。刘光清的确是个好女人，她心好，顾家，会疼人，衣服袜子尽给我买新的，自己身上却是补了又补。我拉琴时，她总是捱在我右边，拿着一只小耳麦演唱。她喜欢唱川剧，也喜欢流行歌曲。她不识谱，我就教她。

我们卖唱时，围观的人都说她声音不错，唱得好。在家时，我们把谱子挂在床头，一起练习唱歌。我再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

但这个新家，来得匆匆，去也匆匆。一年后，刘光清80多岁的母亲脑溢血去世了。生前没医好她的眼睛，也是我心中的遗憾。

刘光清也遗传了母亲心脑血管的毛病。年底的一个晚上，刚开始卖唱，我发觉她没什么精神，直喊头晕，吐得一塌糊涂。后来她说自己颈子动不了，人瘫在路边。好心的过路人帮忙拨打120，又凑了些钱让我们赶快去医院。

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我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后，起先状况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她还是因为脑溢血突发去世了。

临死前，她一直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办理了她的后事，我把她们母女的骨灰，一起撒在五桂桥底下。我对大儿子说，我死后，也要这样。

刘光清去世后，我连续四晚睡不着，眼泪一串串地流。

几天后，我又背着二胡上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带着刘光清生前坐过的小板凳，好像她仍坐在我身旁，听我唱她最爱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还把唐代大诗人杜牧的《清明》谱成了曲，“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每次唱起这首歌，我就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

我最受欢迎的歌，有歌唱爱情的，还有赞美英雄的。小朋友喜欢听儿童歌曲，我为他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刚到成都时，我在报上看到四川音乐学院舒昭教授出了一本《自学二胡》，就去找他请教。他比我小三岁，自创了一种叠指持弓法。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出版新书，还会托人送来。

有个“歌迷”，我印象很深。1997年，我在春熙路表演，一个三十多岁的潮州老板请我去五星级酒店吃饭，还给了我1400元，让我买一把好二胡。那把二胡我一直用到现在。

岁数大了，我的声音没以前好听了。以前我最受欢迎的歌，有歌唱爱情的，我就按照《邓丽君优秀歌曲一百首》的曲目来演唱，还有赞美英雄的。小朋友喜欢听儿童歌曲，我给他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每天必唱的歌曲是《国际歌》。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歌。

和同行之间，我基本都算和平相处。也有秀才遇到兵的时候。

那会儿，王先富的孙女玉梅也在春熙路表演。我表演时，她过来半开玩笑地捣乱。我就告诉她，这种做法不能在圈子里长久地混下去。后来她去全国各地表演，挣钱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

有一天，摊位附近来了另一个卖唱的。有人告诉我，那人靠卖唱赚钱去治病。于是，我很早就收摊了，希望那个可怜的人可以多挣到一些钱。

附近执勤的交警会给我买吃的，在商场上班的年轻人也照顾我，给我买这买那

送走刘光清母女，我又独自过了十几年。

前年，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徐蓉。我卖唱时的收款码就是她的。她比我小三十岁，今年五十九。

徐蓉口紧，不给我摆以前的事。不过，在生活上对我很照顾。每天一回家，我都能吃上热饭。我的牙齿掉光了，只能吃稀饭和面条。

她几次想去上班，打扫卫生之类，我不让。工作要摸冷水，也不得好好休息。回来要是晚了，怕路上遇到流氓。我说，你到哪里去找我这么老老实实的人?

2009年，我用卖唱的积蓄23831元，回中江县为自己买了社保。起初每月领350元，后来逐年增加，现在每个月能领2200元。这笔钱，我交给徐蓉保管，一半付房租，一半存着给她买养老保险。

我每天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刮风下雨，也不休息。一天最多能有一百多元收入。我想再拉十年琴，替徐蓉把保费交完。这样我走后，她也有一笔固定收入。

1952年我第一次来成都赶考，那时人口才45万。到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都人很包容，好心人很多。附近执勤的交警会给我买吃的，在商场上班的年轻人也照顾我，给我买这买那。

做我这一行，难免和城管打交道。很久以前，有个城管曾把摩托车挡在我的摊位前。我和他争执起来，一气之下还把摩托车推倒了。没想到，他没说什么，扶起车子就离开了。我想，还是要考个证，光明正大地卖唱，也不为难别人。

2000年9月，我考取了个人的《营业演出许可证》，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刘无量”。

那年我已经67岁，我仍期望自己前途无量，奋斗的激情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