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美国西雅图如今似乎成为劳资关系重大转变的起点。10月，当地木匠工会结束了为期数周的抗议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罢工。酒店和商店仍然人手不足。由于担心员工流失，当地科技企业自2020年以来将平均工资提高近5%。微软是年中之一，今年早些时候，称全球有46%的员工计划“换工作或是转行”。

西雅图似乎就是德州农工大学的安东尼•克鲁兹所说的“大辞职潮”的一个例子。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很快成了企业内的流行语，在公司的电话财报会和欢迎酒会上不绝于耳。它也在网上掀起波澜。社交媒体网站Reddit上的一个“反工作”留言板上充斥着抨击贪心老板需求的长篇大论。这个论坛现在每天新增的用户评论数比Reddit子版块“华尔街赌注”(WSB)中的还要多,后者在今年曾影响过股市。

这个说法可以有多种解释，从本质上讲，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疫情引发了一种文化转向，使得工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先权。社会底层的民众将不再忍受低薪或恶劣的工作条件，而白领阶层则对长时间工作的想法嗤之以鼻。一些人变得游手好闲，或觉得这么做理所应当;另一些人想要尝试新的东西，或者对金钱的渴望度降低，因为他们开始体会到朴素生活的乐趣。据称，这导致了大批员工辞职以及学生辍学。唯一的问题就是: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来支撑这一观点。

大辞潮论在美国和英国似乎最为火热。10月有420万美国人辞职，几乎相当于总就业人数的3%，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见图1)。今年第三季度，近40万英国人在递交辞呈后跳槽，创下历史最高水平。雇主们可能也正忙着应对更多员工离职带来的威胁。高盛银行编制的一份跟踪报告显示，两国的工资增长都异常强劲(见图2)。12月3日公布的一份美国就业报告中显示的形势并不乐观，它似乎证实了在职位空缺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很难招到员工。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就业人数仅仅增加了经济学家所预期的55万人。

然而，在其它发达国家，并未出现大规模辞职的现象。当然，也确实有数百万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最好的猜测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比没有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少了3%，缺口为2000万人。然而，除了美国和英国，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反映了会有更多人离职。

2020年11月，10.7万加拿大人因为对工作不满意而离职，这一数字低于疫情爆发前的13.2万人。在日本，辞职待业人数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有迹象表明，意大利的辞职人数略有上升，但就整个欧盟而言，离职待业人数比疫情前还要低。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数据也平平无奇。在许多地方，也几乎没什么员工变得焦躁不安的迹象，你也许会认为这可能预示着辞职率的上升。澳大利亚的劳资纠纷数量持续下降。最近一期《日本劳工杂志》称，集体纠纷正“濒临消失”。如果说新冠疫情改变了工人们的世界观，那他们把这一点隐藏得相当好。

那么，其他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劳动力减少的原因。例如，许多人仍然表示，他们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因此可能避免前往公共场所。许多移民也都回归母国。

即使辞职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英美现象，但有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们不愿工作了?撇开Reddit的帖子不谈，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在英国，有十分之一的工人说他们想要一份工时更短、工资更低的工作——但这与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一致。美国盖洛普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员工敬业度”(衡量工作满意度的粗略指标)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与越来越多的人急于寻找出路的说法相悖。

这为辞职率的不断飙升提供了两种更显而易见的解释。一个与空缺有关。当有很多空缺职位时，人们会更有信心递交辞呈，即使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可能被挖走。目前的职位空缺率很高，一个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新行业(比如电商仓储业)的人才需求激增。哈佛大学的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对美国的分析以及求职网站Indeed的帕维尔·阿德里安(Pawel Adrjan)对英国的分析均表明，考虑到职位空缺的数量，离职率达到了人们的预期水平。

尽管如此，离职率的激增实际上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福尔曼和阿德里安的分析可能低估了这一事实。在英国和美国，2020年年中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辞职人数均有所下降。许多去年就想离职的人，可能直到现在才鼓起勇气这么做。考虑到这些“被压抑”的辞职，最近的回升也就见怪不怪了。

真正的“大辞职潮”会出现吗?这可能需要更彻底的文化变革。需要一家人共同来决定他们未来的消费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收入，都要比现在低得多。这将意味着不能再出国度假、减少外出就餐以及减少购入家电。这意味着收到的圣诞礼物也会变少。凡是今年在西雅图或其他地方参加过黑五促销活动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这一巨变其实并未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