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停滞，生育率下跌，全球多国正在经历“人口寒冬”，疫情更是让人口危机变本加厉。

然而，有一个国家却“意外”实现了出生人口的逆势增长。这个国家就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德国出生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0.8%。与此同时，德国生育率从2006年的1.3上升到最近的1.54。

曾几何时，德国生育率始终在低位徘徊，而今天能在全球人口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成功提升生育率，其实并非意外。

为解决人口困境，德国近年来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道路上绞尽脑汁，付出了巨大努力。

重燃的生育欲望

“生孩子”这个被冷落多年的话题，再度被列入许多德国女性的人生规划中。

德国《世界报》报道称，目前有80%的德国女性有生孩子的意愿，其中大学毕业女性的生育意愿由4年前的72%上涨至今年的75%。

与此同时，德国的无子女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45至49岁女性的无子女率从27%降至26%，40至44岁女性的无子女率从28%降至25%，30至39岁女性的无子女率从36%降至33%。”《世界报》用一组数据展示了2012年至2017年德国无子女率的变化情况。

“曾经，事业超过了组建家庭，在德国女性心中占据首要位置，如今这种趋势已出现逆转。”德国人口统计学家格奥尔·蒂尔将此视为灰暗时期的积极信号，“孩子和工作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这是我近几年来认识到的一个重要转变。”

相关数据显示，有孩子的德国职业女性比例近年出现显著增长。如今有44%的德国女性会在孩子一岁后选择重回职场，这一数字2008年为36%;在孩子两岁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女性达58%，2008年为46%。

“德国生育率过去在欧洲排名靠后，现在则处于中游，主要得益于政府提供婴儿托管服务等政策。”德国联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丁·布哈德认为，新冠疫情前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助推了新生人口的增加。

综合来看，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常年较低的失业率是德国社会重燃生育欲望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日渐回升的生育率与德国对生育友好的家庭政策和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联。

贴心的家庭政策

在德国莱比锡的蒂尔吉托儿所门口，约450人排起长队，每个人都目视前方，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这支队伍由孩子的家长组成，他们排队不是为了买最新款苹果手机，而是为了申请一个尚在建设的托儿所的入托名额。

“我们督促人群回到人行道上去，我们将严控交通，孩子和家长们站在机动车道上是非常危险的。”德国警方不得不维持秩序。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长队中，一位名叫茱莉亚·舒茨的家长在惊讶之余，也为能否抢到名额担忧不已。

毕竟，这家托儿所只提供165个名额，意味着每位家长只有37%成功率。

莱比锡街头的这一幕，似乎可以有着正反两面解读。正面来说，这无疑是德国生育率提升的有力证明;但从反面看，暴露了德国“入托难”的问题。

在难题面前，德国政府并没有回避，而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兴建大量日托幼儿园。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显示，20世纪70年代德国全国幼儿机构只有约28000个，到2017年已经增加至55226个，覆盖约763000个孩子。但德国政府深知这远未达到人们的需求，到2020年，德国幼儿机构可覆盖的孩子数量又提高了近22万个，同时有法规规定，一些新造楼盘必须配备幼儿托管场所。

德国的“用心”，也体现在对家庭与工作关系的平衡与协调上。

首先，德国社会和企业为不同职业设定多种工作模式。例如，只要达到规定的工作时间，人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段包括周末工作，也可以选择居家办公。其次，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只工作半天或一段时间的兼职工作，给了年轻夫妇兼顾孩子和工作的自由度。

此外，德国还出台相应法律，保护父母双方在育儿的同时不会有丢工作的烦恼。

德国法律规定，父母双方一共最长可以休3年育儿假，之后再回到工作岗位。母亲生产前6周必须回家待产，生产费用由医院承担，个人只需支付一天10欧元的住院费。产后，父母双方共享8周带薪产假和14个月额外产假。这14个月内，在家抚养孩子的一方每月可以得到产前税后收入的65%，由国家支出。

德国政府每年在家庭福利上的花销也是有目共睹。

《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政府每年在约150种家庭政策福利上花费超过2000亿欧元，包括儿童津贴、儿童福利、教育套餐一次性付款、家庭成员非缴费共同保险等。

例如，每个儿童一年可以为家庭带来7428欧元免税额，或每月194欧元儿童金，直到18岁成年。对于贫困家庭，政府还会另外发放儿童补贴。对于住房面积较小的家庭，政府也通过财政补贴鼓励购房，每个儿童每年可以享有1200欧元购房补贴，持续10年。

据统计，2020年德国政府在各项家庭津贴上的花费已经超过国防支出。

友好的社会环境

鼓励生育，也需要全社会参与创建对女性及生育更加友好的氛围。

娴熟地换尿布、调配奶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遛弯……在德国的公园、商场里，爸爸单独带娃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这与德国倡导父母共用产假的政策不无关系。德国法律规定，育儿责任不能完全交付父母其中一方，在14个月的额外产假中，另一方必须最少承担2个月抚养义务。

从另一角度分析，随着“奶爸”这个“职业”被保守的德国人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德国女性能在职场和家庭间自如切换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

一个事实是，在德国，“男主外、女主内”已经不再是家庭成员分工的单一模式。数据显示，在2015年德国就已经有30%的父亲会在产假期间全职带娃。

友好环境的塑造也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德国对一系列曾对职场女性不公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调整。

2006年，德国开始实施《一般平等待遇法》，规定雇主在发布招聘广告及招聘期间不得性别歧视，如求职面试中不得询问女性求职者未来的家庭计划。

2019年，德国开始实行“过渡兼职工作时间”计划，某种程度上正是为需要兼顾家庭的职业女性量身打造。按照该计划，员工可以向老板提前申请在1至5年内减少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而且不需要陈述任何理由。当这一特殊阶段结束后，雇员即可恢复到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

德国《母亲保护法》规定，从怀孕起到产后第四个月不得解雇女性员工，女性员工享有预产期前六周到分娩后八周的全薪产假，在分娩前最后六周不允许工作。

通过全方位的努力，德国在鼓励生育方面已经小有成就，但德国人依然保持一贯的谨慎态度。

“鼓励生育政策向来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更不可能一天之内见效。”一些德国媒体和相关机构分析称，“只有在鼓励生育政策完整且成体系的条件下，鼓励生育才会真正起到作用。”(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