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发布CMF年度报告时提到，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但受基数因素和下半年复苏势头放缓影响，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预计第四季度实际 GDP增长3.9%，全年经济增长8.1%，实现全年6%以上增长目标。

他还提到，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的一年，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地方政府全面换届之后的一年，因此明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逆转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速回落的势头，一方面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再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经济仍在复苏轨道中，近期下行有多重原因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论坛。

在本次线上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论坛发布了题为《疫情反复与结构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年度报告。

刘元春提到，中国经济并没有像很多人讲的复苏出现停滞，而是依然出现在常态化的轨道上。在一般状态下，复苏不是单一线性的，出现波动很正常。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环境中，复苏出现波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现象。因此，对于这种波动要保持相应的定力，对这种状态要做出一些客观的分析。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专门编制中小企业发展状况，通过抽样调查，三万多份样本形成的指数变化，发现二季度开始市场指数、成本指数、资金指数、劳动力指数、投入指数、效益指数等等都出现明显的下滑，并且这个下滑在最近有加速性的态势。

刘元春认为，近期经济下行的原因具有多重性：

首先，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反复是导致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复苏出现波动的一个原因，这其中与疫情相关的就是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线下活动至今未完全能够恢复正常。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和传递效应减弱导致市场利润全面侵蚀，复苏内生动力下滑。这种下滑目前已经显现，全面显现应该是在四季度，仅贸易条件导致的成本上涨，增加成本大致在1.4万亿左右，再叠加内部因素，特别是断煤断电以及出现的缺芯和缺硅这样一些因素所带来的生产扰动比想象中要大。

第三，煤电荒带来拉闸限电，对供给端冲击较为明显，而要弥补目前煤炭短缺和能耗缺口，不是一两个季度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芯片荒带来汽车生产与销售下降，对中国生产带来影响比较明显，目前从生产端可以看到汽车生产导致的增加值的下滑已经下滑12.6%，这直接导致GDP增长速度能够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导致工业增加值下降幅度达到1个多点。

第五，房地产市场大调整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这次房地产调整与过去房地产调整具有本质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在于三道红线几大比例，进行了全面的收紧，更重要的一个是围绕着土地的招拍挂，围绕着城市住房的这种供应，围绕着政府端的发力，房地产税试点全面进行，标志着房地产的新时代到来，这种调整带来的整个房地产信贷、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价格都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大家会看到目前的重点城市土地流拍走势，从过去百分之几的状况上升到27%，五十强房企拿地金额的态势从传统的13000亿左右的水平持续下降到2000亿的状态，也就是说下滑了70-80%的水平。同时，成交量出现明显回落，房地产投资先行指标也在持续走弱，未来房地产投资会出现持续回落状态，因此在中期难以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整顿，平台经济整顿、第三次分配的讨论、资本无序扩张的整顿等行动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大讨论，导致大量的资本出现了一些变化，中短期投资预期出现了很大的扰动作用，这种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怎么来规范资本的发展，国家可能急需一个较大的调整，使资本安心的进行投资，安心的进行生产，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第六，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短期集中释放超出经济复苏阶段可承受能力。一是地产企业违约的情况，在三季度大幅上升从总金额和加速来看都出现明显增长。二是债券市场违约状况在过去五六年中持续上扬。

第七，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速度太快，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与复苏进程不匹配。根据团队所计算的货币政策力度指数，明显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大幅度常态化，逼近已经跌破中性区间，进入到紧缩区间。

第八，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全面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出现战略转换空档期，也导致投资不足。

中国经济大转型进入加速阶段

刘元春指出，回顾几大经济下行的因素，由外部天气因素，外部环境动荡大宗商品冲击带来的外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快速常态化，并且还出现了多碰头、挤叠加的现象。

这些现象使我们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运行逻辑除疫情逻辑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这就是这次提出需要高度重视的：疫情掩盖下的四大转型及其导致的宏观经济运行机理的变化——中国经济大转型经过前期铺垫之后进入到加速阶段。

首先是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来靠投资驱动，从要素投资驱动，粗放型的要素投资驱动，原来是传统的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下一步要靠科技投入，靠研发投入对GDP的拉动，科技型的投资，当期逆周期效应很弱，但是跨周期效应很强。

同时要看到传统基建投资和新基建，传统基建投资是逆周期和跨周期效应组合都比较好的，但是新基建在逆周期效应中是弱化的，未来的跨周期效应是提升的，这就使我们要认识到在目前向创新型驱动进行转型过程中，在稳增长、稳投资中的这些工具一定要发生重大变化，而不是靠传统的几板斧就能驱动的。

另外一点，也要看到我们的投资大规模发生在第三产业，而不是发生在第二产业。因此，第三产业的拉动效应乘数效应以及当期经济作用的规律与传统的第二产业投资拉动的规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转变所带来的短期中期长期宏观的运行机制和工具特征弄明白，我们就会在调控中间出现一些失误。

第二大转型是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它会打破传统分工格局，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变短变窄，从而导致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重构，这种重构必然导致效率下降。因此要关注几个问题：效率水平和增值中枢水平都会下降；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变过程中的摩擦和瓶颈现象会频繁出现，并且会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政府主导型的强化；出口的超预期增长难以充分发挥溢出传导效应，带来预期的紊乱。

第三是从高污染排放向低污染排放的低碳绿色大转型。这种大转型一定要认识到，能耗双控、双碳战略要求的是中国生产方式有一个大变革，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传统技术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本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于，这种变革首先是一个成本性的增长，然后才是一个成本增长促进技术替代，最后是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绿色收益。

第四是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这个大转型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变化，也就是过去依靠土地制度的二元属性为工业化、城市化找到了绝佳的助力器和加速器要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直接导致地方运行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会导致中国金融深化逻辑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机构、地方国有企业相互促进的融资体系发生变革。

如何快速逆转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

刘元春表示，短期看，能否快速逆转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局面，主要取决于：

煤电荒是否会能够在短期得到有效解决；房地产信贷政策的放松是否可以逆转当前趋势性的下滑；汽车芯片荒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得到缓和，从而使中国经济复苏在供需两端得到释放；几大价格背离的现象会持续多久；冬季国内疫情是否会从“多点散发”演化为“多点密发”；欧美通货膨胀的全面显现是否会导致中国需求持续上扬；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是否会在边际引起中国金融市场的调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各种短期瓶颈约束是否已经中期化；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进行总体性再定位；各种运动式的结构性政策是否能够脱离“层层叠加”与“几碰头”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他提出了“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经测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潜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占到70%-80%。“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三大短板。“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在谈到数字经济时，刘世锦表示，当前面临的一个真实挑战是，传统实体经济怎样转向数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提升的新实体经济。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的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融合，高度依赖。

刘世锦还表示，应特别重视一些绿色转型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其中一项技术性工作是建立账户，包括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确定产权和责任。碳核算是整个绿色转型的基石，而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大的短板。减碳不能“运动式”减少碳排放，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和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减碳指标不能错位，应慎用、少用行政办法，多用经济的、市场的办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验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应重启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新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加快城镇化，应想方设法给年轻人创造增加收入、将他们纳入现代经济生活轨道中的机制。二是产业升级，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当前外部环境非常复杂，国内经济修复的基础仍需巩固，特别是消费。应该坚持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基本政策框架，两个方向都要考量。

明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缓解

刘元春提到，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的一年，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地方政府全面换届之后的一年，因此明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逆转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速回落的势头，一方面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再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他认为，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受基数因素和下半年复苏势头放缓的影响，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预计四季度将破4%，仅为3.9%，两年平均5.2%，较三季度为升，预计全年增速达到8.1%，实现6%以上的增长目标，较2020年增长速度回升5.8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1%，低于2019年增速，产出缺口依然是负的。

另外，在供给端三大产业复苏明显，第二产业复苏强劲，增加值达到8.5，较2020年上扬5.9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5.5%，第三季度深度修复，增加值增速反弹到8.1%左右，较2020年上扬6.0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5.1%。在需求端投资消费进一步恢复，实际增速偏弱，同比增速达到5.8%和12.8%，两年平均增长4.3和4.1。

李稻葵分析，明年经济运行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美联储逐步收紧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有直接影响，这也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二是产业链重组的风险。现在发达国家反复在呼吁，要把部分产业拉回到自己国家，避免产业空心化。产业链布局很大程度上在明年逐步凸显，很多的订单甚至于很多工厂会逐步的挪到其他国家去，一定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三是低碳风险。发达国家现在是“三产”为主，这些国家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远远比中国小，这些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和各种各样的压力，想方设法要减碳，减碳成本不成比例的压在了新兴市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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