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为完成博士论文，2018年加入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最近，关于这次调查的一篇文章《北大博士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骑手内卷，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下称《北大博士》)，让外卖骑手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北大博士》文中所说问题，重点在两个关键词：一是科技进步，二是内卷。

科技进步与人类幸福之间关系，是相当古老的命题。但陈龙博士文中所说，“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实际更多体现于科技进步对于行业劳动者的影响，比如汽车的出现对于马车夫的影响，共享出行平台的出现对出租车司机的影响。

《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力与权力》一书中，作者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把技术进步分为两种，一种是赋能技术，一种是替代技术。相对来说，替代型技术进步更容易招致原从业者的反对。

历史上，很多国家出现过从业者抵制技术进步，特别多发于在早期的纺织业、印刷业。可以说，技术进步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

选择自然会造成后果。经济史学家莫基尔曾经判断，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的优势，并非无人抵制技术变迁，而在于政府始终强有力地站在创新的那一方。法国抵制进步的成功程度似乎胜过英国，这个差异或许给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由此可以有两个维度的结论：一方面，技术进步不能忽视人的生活境遇，其中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至今未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对技术的抵制已经几乎不具有从前简单粗暴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受阻长远后果的可能。社会用更为丰富和温和的方式调和其中内在矛盾，而不是将矛盾升级，导致出现一粒火花就会造成失控的糟糕局面。

当然，外卖骑手的情况，不属于典型的技术进步导致替代劳动者的情况。而笼统地将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的境遇对立起来，似乎也不是一个好的观察角度。事实上，总是能找出更多的例证证明技术进步让人生活得更好，或者减少了痛苦与麻烦。

更有可能接近真实情况的，是“内卷”的解读角度。

外卖骑手的境况，在很多方面都符合一般人理解的“内卷”定义。不过，也要注意到，在外卖骑手的案例中，不仅有“内卷”的成分，也有合理的市场竞争成分。抛离外部环境因素，把这个案例当成封闭系统看待，就很难得出客观可信的结论。比如说，评估外卖骑手的工作压力合理性，就不能不考虑到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水平及工作强度。

从去年那篇影响很大的《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到不久前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外卖骑手的工作环境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不过，虽然只有一年时间，社会舆论环境已经悄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久前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发了一篇微博引发巨大争议，就是一个例子。

观察者的角度与方法也在变化。如果说《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还是一个立场偏鲜明的中性新闻报道，那么陈龙博士对他调查核心命题的概括：“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就不仅定义了调查对象的属性，也定义了调查本身的价值判断与方法论。当他引用马克思的那一段论述来为调查结论进行佐证时，结论已经不再有开放性讨论空间的可能，也很难再去评估其他外部因素对形成当前困局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在最初就确定了价值判断，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分析讨论中容易有意选择对结论有利的证据或视角。比如为了反驳平台报告中“疫情期间骑手的数量不降反升”的问题，立论“行业到底好不好，你要看它的流动率高不高。如果流动率很高，说明它留不住人，那说明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然而，无论是餐饮还是其他一些服务业，都具有较高的流动率，但行业未必不健康，这个立论很难站得住脚。

并非为平台洗白，更不是认为可以无视外卖骑手的不利条件，但只有客观而不带偏见的分析，才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内卷造成的问题，是无法在内卷的系统内部解决的，必须依靠外部的介入。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企业内部出现内卷，导致员工的工作强度过大，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通过所谓“资本”或“资本代言人”即老板的认识提高、道德提升来解决。换言之，平台出现内卷，也不应该被视为资本和老板“不道德”的原罪，在有些情况下，既然内卷会导致创新动能萎缩，老板其实也是内卷的受害者。

对比历史上对部分导致劳动者被替代的技术进步的抵制，以及对内卷进行改善的实践，可以发现，关键在于建立起有效的协商平台机制，并且提供丰富的财富、福利转移、救济机制。前者让意见与利益诉求得以公开表达，核心在协商参与方的主体性、组织化，后者让弱势或受损群体的境遇不至于过分恶化，核心在于社会的保障功能。比如说，当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障达到一定标准线之上，他在“系统”中的选择就会增加，而不一定为了多一个派单而付出过大的成本。

显然，如果意识到外卖骑手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当下中国问题”，并且问题的源头不仅是文化差异，很容易得出结论，对于这两者，企业家都很难独力搭建，并且也不应预设他们有意愿抗拒这些机制的建设。

而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其他社会学研究，都应该尽可能从建设性角度进行分析报道，不以二元化对立框架简单评断，尤其应该注意到民间底层情绪的微妙变化，避免人为制造出的悲情涌动成为火星。历史早就证明，这样并不能为劳动者带来真正的境遇改善。在向平台企业施压之外，劳动者更需要的，是集体协商、博弈的机制与权利，而这显然不是靠向平台企业施压就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