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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3代人--中国IT创业者各阶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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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的一天傍晚，中科院干部柳传志蹬着辆自行车从北京美术馆一带经过，路人行色匆匆，远方夕阳半残，突然一个念头闪将出来：我就这么一辈子混下去吗？不久，柳传志纵身跳入当时舆论毁誉参半的“下海”潮，挑头办起了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下的联想公司，时年40岁，正当“年富力强”。
11年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文京、苏启强辞去干部职务，和柳传志一样，开始骑在自行车上打天下；同为用友创始人的吴铁，当年也曾骑车带着员工四处拜访客户。和柳传志不同的是，王文京仔细研读了当时刚刚颁布的私营企业条例，连挂靠单位都没找，借5万块钱直接办起了“那时起点最低”的私营企业棗用友软件服务社，时年24岁。
经济实惠的小面包车很快取代了这些创业者的自行车。这种既可载人又能拉货的“小面”，在各公司门口一溜排开的“小面”阵中钻进来冲出去，一时成为奋力拼杀时期企业忙碌进程中最得力的交通工具。
大浪淘沙之后的幸存者，不久就拥有了不小的家业，“小面”沦为纯粹的货运工具或被淘汰，新的坐骑上路了：奔驰、宝马、卡迪拉克……也就在此时，一批年轻新锐乘坐着档次不同的轿车飞驰而来，虽然其中不乏捷达之类普通的车型，甚至有些人只是打车出入，但这批新锐甩过了自行车和“小面”的阶段，直接跃进至轿车时代，在马路上飙起车来，比那些豪华车还惹人注目。和创业先辈相比，他们玩得更大，口气更狂，在自己不甚起眼的车子里，动辄考虑千万量级的融资，而这数目字有可能是前辈们经受了多年的不易才聚得的资财。
20年时光流转，中国的IT产业由一条小土路渐成大道，骑车、打车、坐车、开车一路走来的创业者或翻了车，或折了跟头，有的一拐弯溜到岔路上。历史从来是记载成功者的历史，那些摸着石头却没过了河的创业者，即便曾经如史玉柱一般辉煌，照样被湮没成历史的一个个小点缀。几经摔打的成功者则一面接受世人的膜拜，一面与后生一起接受新风浪的考验。
有些类似于几十年积累起一个IBM、十几年成长起一个微软、一夜之间冒出个Yahoo！的历程，20年的中国IT创业者也自然地错落出“老、中、青”三个阶层。所谓的“老、中、青”主要并非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业的年代与大背景区分。不同层次的创业者崛起的速度渐次加快，第三代的速度快到只有用蹿升这样的词来描述才合适。正如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烙印一样，这三个阶层的创业者各自有着明显的阶层特征、不同的思想经历与命运起伏。在许多方面，前一代努力多年的结果只不过是后一代出发的起点，就像新生代一起程坐的就是汽车而非自行车。这说起来有一点点残酷，但正因如此才有了进步。
20年间社会结构和大环境的转换是这些创业者们的共同背景。有人说，在一个以工商经济为主题的社会里，企业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体，而这个社会中最精干的人应当在企业中。观察企业、产业乃至社会经济的时候，人总是最生动的。当年毛泽东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于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次，我们则试图通过对IT创业者各阶层代表人物的画像和分析，明晰每个阶层的创业者的局限、优势以及为后来人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经验与财富。
第一阶层：修成正果的冒险家
基本特征：年龄五十多岁，文革前大学生，出身科研院所，“下海”时不脱“红帽子”。
在谁也不敢下海的时候下了海，第一代IT创业者靠的是胆子大，具有一些冒险家的气质。也有人说，下海大多是逼出来的，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就是在国内混得不好才出海捞世界的。第一代多出身于科研院所，基本在文革前完成大学教育。前三四十年的生活低调而寻常，看不出日后的转机。或许是在单位呆了十多年没做什么事“憋得慌”，或许的确混得平平没什么希望，再加上微薄的薪水拮据的日子，第一代半被逼半主动地下海了。因此有一种说法，柳传志十几年的创业经历是“曲线救国”，如果当年不下海，要坐到今天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的位置，悬。
在大多数人倒下的时候挺过来，这一阶层的创业者是幸存者。当年的大环境看不清方向，看不见规矩，看不到前景。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没有人能说出答案。好比哥伦布航海，发现一块新大陆就据为己有，很多事情需要先做了再考虑订规矩。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当年的不少动作都是打擦边球，可能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只不过在那个摸索的时代，原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规矩。有时候，能够存活下来就够英雄，虽然存活下来的人未必就比倒下去的人强多少。
这些冒险家们成功之后往往被树成民族IT产业的旗舰，这大概是他们创业之初万没想到的。为了能够站住脚，他们刚开始倒腾的事情和高科技真不一定沾得上边。柳传志曾经说，人家传说我们卖过大白菜，这里我澄清一下，白菜倒是没有卖过，不过别的东西确实卖了不少。在没有好的政策支持的环境中，他们闯来闯去，耗了许多无用功，费了很多周折。多年以后，他们的企业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具备了不小的规模，以成功者的姿态扮演起IT产业领头羊的角色，当年的冒险家修成了正果。与此同时，由于做得比较早，他们也占了不少便宜，受到了保护。对这些已经形成规模、在产业中拥有一定地位的企业，国家慷慨地给了许多政策倾斜和优惠。
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常有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等头衔。他们会在某些具有政治意味的大场合出现，也有可能作为某个代表政府的团体出访国外。在接受媒体访问或在某场合讲话的时候，已经明显具有他们那一个阶层所特有的轻松感觉，谈话非常放松。在国内公众心目中，这些人物属于杰出企业家一类，享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当柳传志、段永基在国内各高校演讲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作为前辈和引导者的角色出现，而不像新生代丁磊、张朝阳那样被大学生们视为可模仿的对象。
老一辈创业者管理企业靠的是野路子，在这一茬人中受过专业管理训练的十分鲜见。多年风风雨雨，他们不仅练就了一套土法的管理，而且练就了搞企业政治的手腕。有人说，在中国当企业家要像当政治家一样，指的就是这一类企业家。自己摸索出来的管理，未必系统，未必规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有效。不过，他们的企业或迟或早地都遇到了管理提升的问题。以前企业不大的时候，靠土办法可以管得很好。但企业逐渐长大，自身的不规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企业的动荡。这个坎，是由个人的威权管理过渡到制度管理的坎，是更上层楼还是走下坡路，企业的命运往往在此一举。
在企业当中，这一阶层的人已经相对超脱，通常只负责企业的战略性问题。他们更像是帅，调遣手下大将，管理人胜于管理事，务虚胜于务实。
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具有老一代人耻于谈钱的特点，对于个人赚钱的态度远没有谈国家责任和企业前景那般坦然。当年创业时受环境和观念限制，他们虽然名为下海，实际上总是要戴一顶当时流行的“红帽子”，挂靠在某个相关单位之下，比如联想挂靠计算所，方正依托北大。这种当年看上去多少有点保护伞作用的关系，日后给很多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产权不清晰导致这拨人在创下家业后需要颇费心思和周折地一点一点往回要自己的那一份，想给自己算清楚，看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十几年下来，他们大都到了50多岁将近60岁的年纪，是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了。不过，尽管有些人已经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太适应企业的发展，还是想尽量撑下去，因为没有算清楚，算过了的又不知道能否兑现，一旦退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有时会出现“企业到底听谁的”这类问题，企业中的政治斗争也就难免了。
第一阶层代表人物：
最有感染力的创业者：柳传志（54岁）
像他们那个时代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一样，柳传志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的政治家素养。
清华大学的刘冀生教授说，在中国做一个企业家首先要是个政治家，要是个经济学家，然后才是个企业家，这一点在柳传志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曾经听过几次柳传志的讲话，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感受到政治家才有的那种感染力、化繁为简的号召力和煽动力，以及到了某种层次之后言语之间的信手拈来和随心所欲所带来的说不清是坦率还是深刻的穿透力。这种领袖魅力在国外的“IT英雄”们身上并不鲜见，但杨元庆、郭为们至少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内后起的一批创业者中也十分少有。
政治家素养并不仅仅表现在言谈举止上，还要能承担压力，敢冒风险，勇于承担责任。有关柳传志大胆启用年轻人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有一个传说，虽然不知真假，但更能体现出柳传志的胆略。据说是在90年代初，联想开始进军国际板卡市场，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韩国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多家芯片厂商，芯片价格暴涨，而联想由于刚刚进入这个市场存货不多，成本降不下来，而且为了在强手林立的国际市场上站住脚，价格又必须比别人低，这样一来就亏大了。这时面临一个是去是留的问题，去吧，为进入国际市场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取得的一点根基都白费了，联想可能就失去了发展的一个大好的机会；留吧，账面上的赤字是触目惊心的，一不小心把整个联想赔进去可能都不够。听说当时柳传志躺在病床上挡住了压力，包括自己家人的，家人都说联想又不是你个人的，这么赌是为了什么，赢了不见得跟个人有什么关系，输了就毁了自己的名声。
按照中国的一般规律，把企业做到联想这个份上，柳传志本该获得比今天多得多的政治资本，然而他没有，这里面有复杂的不被外人所知的背景。可以知道的是，这里面倪光南起了不小的作用，撇开他们之间恩恩怨怨的是非不谈，相信倪光南多年来持续不断的上告起码抽掉了柳传志脚下的好几块砖，不过，这对联想来说不知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最有政府味儿的创业者：段永基（53岁）
段永基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大潮。他自称在清华书只读了10个月，“就搞文革去了”，大学是混出来的。但段永基很喜欢讲比尔·盖茨与DELL先生的例子，他们都是大学没有毕业就创业成为亿万富豪的。1978年，段永基考上北航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已担任中心研究室副主任的段永基正式进入四通公司。在15年前，对敢于抛掉研究所的铁饭碗并毅然“下海”的人，肯定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另类”。而在那批中关村的“先驱”中，竟然很多人都在研究单位身兼一定职务。有人说，那批“老人”身上，有更浓的“报国情结”，不像现在的创业者，有明确的金钱观。中关村的“先驱”们率先打破的是旧的体制，最先摆脱了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束缚，一心想着要做点“大事”。所以，他们抢占了先机，并曾经成功。
1989年，四通经历了巨变，段永基出任总裁。1991年，四通内部曾有过“倒段风波”，但经历了文革锻炼的段永基手段上更胜一筹，最后，副总裁兼总工王缉志的黯然离开标志了夺权斗争的结束。在段出任总裁的10年间，四通曾经连续6年蝉联中国电子百强第一。但市场环境在变，技术在变，四通却没有跟上变化。当四通陷入困境时，比邻而居的联想成了中国电子百强第一。四通与联想相比，疏于管理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产权不清的困扰、粗放式的经营也是四通衰落的一个原因。段永基还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叫“与巨人同行”，是设想与世界级的企业一起进步。但口号充其量只能算作企业的策略，如何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才是根本。
段永基的自我评价是“志大才疏”，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风浪，经常思考一些“忧国忧民”的问题。“志大”决不是一件坏事，而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才疏”是第一代企业家普遍的先天不足。段永基曾戏称自己很喜欢“黑箱操作”。显然，他指出了老一代企业家的通病。
曾经听过段永基的一个报告，讲四通和中关村的过去与未来。段的言语中明显透露出他爱憎分明的性格，这可能是外界对他评价颇有争议的原因。在外人看来，段的手腕高明，本应是搞外交或政治的天才。一位四通的员工说：“客观地讲，段的外交才能，在还不太讲市场经济原则的年代，为四通争到了很多‘大单’。”他还用“靠海者智，近山者仁”来形容爱好爬山的段永基是“胸怀大志”，虽然，分不清作为企业家哪些是“务实”，哪些是“务虚”。
段永基认为，自己在四通、在中关村十几年积累的阅历是笔宝贵财富，连北京市政府也看好他，任命他为上市公司“中关村”的总裁。段说，企业家有三类：一是善于“做诗”，二是擅长“做事”，三是能够“做势”。 他理解自己新的使命是，为中关村好好造造“声势”，中关村才是中国高科技的中心。在四通，段永基现在是董事长，只负责公司的经营战略问题。
第二阶层：技术企业家
基本特征：年龄30岁到40岁，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企业产权清晰，拥有相当高的股份比例。
第二阶层创业的目的明确多了，因为这一阶层人创业时手里已经有了某种技术和产品，瞄准了基本成熟的市场中的某个方向，避免了在市场中盲目地误打误撞。和第一阶层相比，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要好。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头几拨正规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许多人是专业出身，被人称之为技术企业家。
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已经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从技术创业起家，经过在市场上实实在在的拼杀淘汰，经过企业管理的历练，亲手把企业带了起来，成为IT产业某个领域的领头羊，其存活率比第一阶层高一些。
对这些企业，国家并没有给予像第一阶层那么多的支持。虽然第二代幸存者存活面积大，但也许是受到上下两代人挤压的缘故，生存的空间往往是边边角角，多数是在专业领域谋生。
第二阶层创业的大环境更趋宽松，导致第一阶层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晰问题在这一阶层基本不存在。王文京宁肯不挂靠任何单位而选择当时起点最低的私营企业，就是因为这“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更清晰”。他们在企业中一开始就拥有特别高的股份，企业中根本不会存在为争夺控制权而引起的斗争，因为控制权绝对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的问题是，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渐发现自己的股份太高，无法进一步激励别人，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已经或正在着手做的事不是往回要，而是往下分。
在此之前，他们基本没有操作过融资，但引入资金的问题已经登上了他们的案头，要引入资金、扩大规模、激励员工，要让出股份、缩小自身比例，但是整个的财富要扩大。这一阶层已经不讳言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但还是比较谨慎，怕枪打出头鸟。另外，老一代总挂在嘴边的民族产业旗帜也还是要打，尽管目的更多是为自己的扩张呼喊。这群人中，以前爱穿中山装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求伯君常被视为民族软件业大旗不倒的的象征。每每微软有什么动静，这位中国“第一程序员”就会被媒体用来说事。和微软抗争了这么多年，微软的地盘没见缩小，金山的地盘没见扩大，但求伯君依旧一如既往地与微软叫板，可谓最固执的创业者了。
第一次创业的能量释放得差不多了，钱也挣到了，第二阶层的人到了二次创业的时候，寻找新的增长点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比如做财务软件起家的用友瞄住互联网这个新领域，提出网络财务的概念。在各自的企业当中，他们既是帅又是将，既把握公司发展方向、策略的“虚”，也把握重大的产品策略和技术方案具体决策的“实”。对外界，他们的形象一般比较中庸，没有上一代的地位和下一代的张扬。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们出席的多数是有关经济和产业的研讨会，在更高规格的场合，他们还没有获得多少露面的机会。这一群人大概是公众心目中与成功人士的概念最贴合的人物了，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和华宅、豪车、高尔夫等等想象联系在一起。
第一和第二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多元化的吸引，在几年前走过一段时间弯路，四通、联想、用友等等都没有幸免。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和股票太容易赚钱了。坠入多元化陷阱的有的及时掉头，有的就此转行，从此与IT产业无缘。
在第二与第三阶层之间，有一个过渡层。从年龄和创业时间看，应该属于第二阶层。但真正崛起是在互联网商业兴起之时，即第三阶层成长的时候。王志东和他的新浪网当属此列。
第二阶层代表人物：
最斯文的创业者：王文京（35岁）
王文京其实完全有资格开办一个商业礼仪培训班。在接待来访的客人，时王文京一般会站在总裁办公室门口，双手紧握客人的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寒暄，其后掏出名片，恭敬地双手送到客人的手中；落座，双臂平放在桌上，手里拿着一只笔或几张纸，谈话的同时，不断地细细把玩手中之物。
不少人说，王文京是中关村起家的公司中态度最谦和、做事最专注、信用也是最好的老板。在有些公司要不任意克扣公司员工的工资、奖金，要不就是打白条拖欠员工的各种福利的中关村里，王文京却能够将钱财看得很清楚，员工完成当月任务就能拿到当月的奖金。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1994年，王文京的搭档、用友公司的另外一位创始人苏启强离开用友，另创连邦，王文京与苏启强和气地道声“再见”，并没有发生中关村里常见的反目为仇的事情，这与两人同是财经类专业出身，共同在机关共事，共同创业当然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两个人都能将钱这东西看得很开。钱是什么？是财富，更是信用。
1988年，同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共事的王文京和苏启强拿着借来的5万元钱下海，在中关村海淀南路租了一间9平米的门脸房，成立了属于无限责任性质的用友软件服务社，后来又将这个服务社转变为用友有限责任公司，到今天王文京又将用友推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路子上。1988年起步的民营企业用友公司没有遇到像四通、联想等中国第一代IT企业陷入的产权泥沼，这与王文京、苏启强的财经背景出身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时代因素是，1988年国家私营企业有关条例已经颁布，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有益的组成部分，私营企业合法了！当时也有单位希望用友挂靠，但有了尚方宝剑，王文京死活也不干。今天，在一些老牌公司不得不放慢扩张的脚步，将注意力集中到产权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问题的时候，用友已经将目光放在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上了。
最低调的创业者：苏启强（37岁）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私营企业已经司空见惯。这时，苏启强有了新想法。这个新想法最终导致他走出用友，开创连邦。
苏启强给人的感觉是不太善于言辞，在摄像镜头前稍感不自然，但烟瘾却挺大。估计用友公司中那条“为了他人的幸福和健康，请勿吸烟！”的口号，也是在苏启强离开之后才写上去的。连邦的董事长职位或许可以令苏启强感觉更舒服一些，因为抛头露面本来就不是他的特长，这工作应该让总是像一个活泼的氢原子的总裁吴铁担纲，苏启强更像带些惰性的氖，更适合幕后操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启强脑子来得慢，实际上他的思维总是处于一种兴奋状态。据说他有时候会举着一张报纸半天不动，唯一在动的是他的脑子。在走出用友的时候，他就已经洞察到软件销售这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在短短的数年中，连邦已经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软件连锁销售商之一；就在今年，连邦更推出了电子商务网站棗8848，使连邦成功走向互联网时代。
一直是苏启强“死党”的吴铁对他的评价是：“看问题有非常强的穿透力。”11月8日，苏启强又宣布自己投资2000万元建立“Yabuy”拍卖网站，但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可能用不了这么多钱”。相当的经济实力已使他能够按照自己对商业的理解去玩商业的游戏了。
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时代。如果说四通、联想等第一代IT企业的创建是由于贫困使然，且带着一些产业报国的味道，那么以王文京和苏启强为代表的第二代的创业动机则是第一赚钱，第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到了20世纪末，各种新概念、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也难为了王文京、苏启强，因为他们要学习的东西实在也是太多，风险投资、股票期权、知识管理等等。“其实我们心里挺紧张，稍有不慎，没有把握好，就有可能出局。”苏启强说。
最有争议的创业者：宋朝弟（38岁）
解读宋朝弟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半信半疑。相信许多初次接触他和他的思想的大众媒体的记者，包括对IT产业不熟悉的他的合作者都处于这个层次，你可能会被宋朝弟洗脑，虽然有时候你会半信半疑，但你绝对无法找到他的思路的破绽，然后要么被说服，要么带着满腹狐疑闭嘴离去。
第二个层次是敬而远之，因为你说他是邪道吧，他卖书卖软件总比那些卖烟卖酒的对人有益；你说他是民族软件产业、知识经济的代表吧，他玩的那些先不说到底像“阿城钢铁”背后有什么内幕，看起来总不是发展企业的正道。企业的未来全部维系于一个人的脑子能在未来不断地冒出一个接一个的新点子，而且每一个“大手笔”的策划的成败都直接决定企业的生死，就好像下围棋，每一手都是“胜负手”。但宋朝弟自己却对自己有一套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自己是在按照量子的规律在跃动，别人不能理解是别人的层次不够。不过，宋朝弟最让人不解的是，就好象“久赌无赢家”这句话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而且好像还发展了。但他的做法不管是对是错实在无法模仿，别人只好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隔岸看着，科利华到底放的是火还是礼花？
第三个层次是“选择性学习”，不管怎么说，你不能不承认宋朝弟是个天才，对天才不能以常理度之。所以，虽然宋朝弟的那匪夷所思的总是一环套着一环的策划由于其变数太多，其能否成功最后总要打个问号，但你不能在怀疑他的同时对他进行全盘否定，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包括他的许多名言，仔细琢磨一下还是会受益颇多的。
听说宋朝弟至今还没有结婚，不知道假如有一天宋朝弟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了妻子和孩子，他还能静静地埋在那把旧沙发里独处吗？他还能饶有兴趣地思考那些玄虚的问题吗？
最会把握机会的创业者：徐少春（36岁）
相对于王文京和用友来说，徐少春和他的金蝶总给人感觉有点“斤斤计较”，这种“斤斤计较”换个说法其实也可以说成是“追求完美”。有人把用友和金蝶给人的这种不同感觉归结为北京和深圳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也有人说这是性格使然。
不同于用友初创时市场的一片空白，徐少春是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甚至是用友、安易、万能们已经在财务软件市场上天下初定的情况下硬挤进来的。回顾金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功，之所以能抓住1997年的财务软件Windows版、1998年的IDG投资，以及不久后的香港二板市场上市等一连串的机会，“斤斤计较”的这种韧劲功不可没。徐少春不同于他的竞争对手们的，是他们有的像书生、有的像国有企业干部、有的耽于内耗，相对而言，徐少春更像个商人，他不追求崇高，也不用考虑平衡，更不用玩弄权术。他用来激励员工们的不是什么虚的东西，他说，我现在是妻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五子登科”了，你们只要跟着我干，这些东西都不成问题。
体现徐少春的“斤斤计较”的，还有他特别在意于别人眼里和嘴里对金蝶与用友的排名，无论是销售数字的多少，还是产品和理念宣布的时间先后，甚至在报纸上的见报率和字数的多少，可能都会让金蝶人“耿耿于怀”。但也可能正是在这种在中国最接近市场经济的深圳所熏陶出来的，抛却了“自命清高”的直白的商业运作思维模式下，金蝶才得以后来居上，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不过不管徐少春愿不愿意，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在提起他的时候还是经常的要同时提起王文京，看来徐少春所能争取的，只能是希望人们在提到他们的时候，能多把他放在前面一点的顺序上了。
第二与第三阶层之间的过渡人物：
最富于变化的创业者：王志东（32岁）
王志东是个厚嘴唇，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也十分圆润，不和人顶着。王志东的体态给人一种敦实厚重的感觉，不是那种身手矫健的类型，所以第一次见面后的感觉：王志东是个慢性子。但是在听了王志东的谈话，又偷闲读了关于他的经历的文章后才知道，在这样一个人的外表和内心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
到目前，王志东是我们要谈的创业者中，最不能从一而终，最变换无常的一个，当然这种从一而终不同于情感世界的专注精神，变幻无常也不是指性格的反复无常。相反，与大多数企业家相比，王志东相当有容人之量，据了解，他对于旧日的部下十分仗义，四通利方的初创人员，就连司机在内依然在新浪团队里。那么是什么让王志东的移动轨迹如此的不平滑呢？王志东从大学开始就是个不稳定分子，大学期间他从一个无线电迷变为电脑迷，经常到中关村小公司做软件开发，后来被王选请进方正搞软件开发，后来又搞自己的新天地软件，最终进入四通利方又把企业从国内做到了国外。
是什么使王志东在不停地跳跃？原因不在于他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可能在于他不能容忍自己的行动落后于自己对新事物、新方向的追求。就像那句歌词说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王志东不能容忍落后于世界变化的状态，于是他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志向。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信奉：“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志常”的信条了。像王志东这样“有志者常立常新”，也许是后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王志东常说：“他们这些人简直就是不让我过舒服日子。”其实，谁也没有逼他，是他自己在无休止地逼迫自己前进。也许在王志东的视野里，网络是一个相对长远的极限了吧，就此他可能有要慢行几步的想法。
王志东跳跃式的事业发展，在他内外差异性格的内涵中，逐渐孕育了他超乎常人的成熟的一面。王志东有一套十分精熟的用人、识人之道，他的管理经典是：一个人在他的缺点和优点都暴露无疑的情况下才是用起来最顺手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观念，绝对是一个聪明人最终的选择。也许王志东的这些心得要感谢王选等第一代创业人的栽培，要感谢市场走向成熟过程中的涤荡，感谢那么多的的选择机会留给了他这个有心计的人。
第二与第三阶层之间的过渡人物：
最有拼杀意识的创业者：李毅（41岁）
论年龄，李毅与第二代创业者相仿，但创业的时间晚了一些。作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关门弟子，他于1992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到深圳闯荡。一直关注国外地理信息系统（GIS）领域技术和市场发展的李毅，这时开始致力于开发中国自己的GIS软件平台。
1993年，李毅与好友吕珂博士一起创办了深圳雅都图形公司，任总经理，“走上了发展民族GIS软件产业的道路”。1997年，公司改为雅都图形软件有限公司，李毅任董事长。也许是年龄和经历使然，在国外软件大举入侵的时代，李毅自称“有着极强的使命感”。有些咄咄逼人的李毅喜欢用“獒”这种凶猛的动物自喻：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叫獒，一大群狼狗关在笼子里，互相撕咬，最后只剩下一个活的，这只狗就是獒。李毅觉得，自己就是软件业中的獒，是大时代中的獒，要不断地拼杀下去，靠着一股狠劲，“成为中国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市场的中流砥柱”。
第三阶层：互联网创业新生代
基本特征：年龄20至30多岁不等，多以互联网起家、有外部资本介入，分土生土长与归国留学生两派。
这是一个学历相当高、教育背景非常好的群体。“很聪明”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毫不过分。他们分别毕业于国内外的名牌大学，具备硕士、博士的头衔。第三阶层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曾经说，前两阶层的人虽然可能创业地点远离北京，远离中关村，但总的来说身上有种“中关村味”。只有第三代才彻底地脱去了这种味道，比较“洋”起来。这个“洋”指的不仅仅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国外回来的创业者，如张朝阳、李立农、田溯宁，还在于他们所从事的是当今最朝阳的互联网商业，而且他们的经营活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海外的投资基金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国内接受了全部教育的周鸿 也同样受到了海外投资者的青睐。除了与国际资本发生关联，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已经把业务视野扩展至海外，具备了更多的国际化特征。
如果说第一阶层靠胆识，第二阶层靠技术，那么新生代的起家更多的是靠眼光，靠他们在互联网上发掘的独特视角吸引公众，吸引投资人。创业之初，他们同样没有多少资本。不过，这在这代人眼中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无须像王文京那样借5万块钱慢慢积累，而只需要说服某个风险投资商对自己操作的事情产生兴趣。有时候，往往会有不止一个投资商主动扣门。
这批人最大的共性是蹿升速度非常快，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亚于上两代创业者的资金、人才、实力和注意力。他们基本上没有经过传统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历练过程，在这个时候，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特征已经很不明显了。即便他们在企业管理结构等方面十分没有经验也没有关系，投资方会给他们以管理方面的规范和资源，用不着他们去慢慢摸索。他们的企业是创业者与资本方共同做起来的，这就能够保证企业的股份在一开始即有比较合理的配比。
这一阶层的角色细分非常清晰，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者（Founder），并不一定是企业的管理者。如果他们认为需要，可以花钱请专业的管理人士。如果他们认为时候适当，他们会揣着自己的股份潇洒地放手离去。当第一阶层的创业者苦心积虑为自己争得利益，当第二阶层的创业者苦心经营自己的企业争取二次创业的时候，新生代创业者可能已经在盘算着35岁退休了。假如他们乐意，可以用赚得的钱再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干脆做投资人。他们的起点非常高，他们退出的选择也更多更轻松。
从表面上看，新生代创业者的成长历程非常顺利。他们能够在日趋平稳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求学乃至创业，所受掣肘最小。但是，正如张朝阳所说，这批人所经历的“内心风暴”更激烈。这个相当年轻的群体没有第二阶层那么绅士味十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同样具有前卫色彩，比如在酒吧里约人聊天、在大马路上玩一把轮滑。前两个阶层的创业者可能会郑重其事地出访国外、考察，而第三阶层创业者生活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在各个国家间飞来飞去。当你获得更多有关他们的个人信息时，你会发觉他们身上的更多国际化特点：其中某个人的女友是外国人。
他们再也不对追求个人财富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大声宣称要做中国首富。在公众眼中，第三阶层的创业者从事着新兴行业，有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具有一抹人们想要探知的神秘。他们可能在媒体上曝光频频，但是，在一些更为正式的场合，他们还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
第三阶层代表人物：
被“注意”过了的创业者：张朝阳（35岁）
从归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到搜狐的创立者，从与尼葛洛庞帝并肩出现到登上《时代》周刊，张朝阳赢得了足够的注意力。去年和今年，张朝阳一直是被媒体追逐的焦点。时至今日，张朝阳每周五下午的时间仍要用来与好几拨记者见面。也许是曝光太多的缘故，张朝阳被人认为善于包装和炒作自己。那些与张朝阳接触较多的媒体总是愿意持一种略带挑剔的眼光审视他的言行，而少了一些当初的迎合。
对此张朝阳不是很在意。从小“就有大志向”的张朝阳也许非常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不单是个创业者，而是一种新文化和新生活方式的引入者。自认为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体的张朝阳说，虽然很多归国的人都有和他类似的心路历程，但他能够很幸运地得到媒体的关注，使得他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能够展示给公众。
让张朝阳有些得意的是，他回国创办搜狐的前前后后在许多海外学子那里成了一个传奇，“真正的回国潮是在他们看到回国创业的真实成功例子之后才出现的”，他所接触的那个留学生圈子就有许多人摩拳擦掌张罗着回来创业。“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是可以被复制的。”
在强调个人价值的第三阶层中，张朝阳第一个对公众说出希望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每个人都要以积聚自己的财富为目标，这样整个社会才能进步。”不过，他比较反对使用“奋斗”、“拼搏”等词语来修饰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而强调以“最低能耗”做事。“衡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看他是否年轻地活着，年轻不只是心理的年轻，还包括整个生理状态的年轻，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过一种富有、自由、舒适的生活。”不知道35岁的张朝阳在未来将怎样保持“年轻地活着”？
第三阶层代表人物：
最本色的创业者：丁磊（27岁）
丁磊本来是个“玩主”，或者说他有“玩家”一样对某个事物的痴迷，而且从小到大，直到有了网络这么个东西，丁磊的兴趣点总是漂移不定。他自称曾是个文学青年，又喜欢音乐，迷过绘画，曾经对摄影感兴趣。丁磊对学习一直是马马乎乎，但是不怕考试，直到上了大学才逐渐知道了学习是为了什么。有一阵子，好象是在中学期间，丁磊迷上了集邮，经过6、7年的钻研，丁磊对自己的集邮十分自得。在一次学校举行的邮展上，丁磊给别人大讲邮票收藏、鉴别，以及集邮发展史，于是有人发问：“你小小年纪说起话来怎么拿个专家的腔调。还有那么多自造的新名词？”丁磊毫不含糊，因为他自信自己看的书和掌握的资料最多，他早就是集邮的专家了。
丁磊本来是个不爱受约束的“自由分子”。他自由的心不愿意为事业、财富、名利等许多东西所累。丁磊最喜欢的场所是酒吧，最喜欢的事是网上冲浪，最喜欢的服饰是一顶耐克牌的棒球帽。他常常混迹于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穿行在网易社区的网民中间，而且网易上有许多他的各种作品，不过他的网名绝对保密。
丁磊本来是要走技术路线的人，他对于管理一个大企业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他曾不只一次地表示，他和网易的关系是创立和被创立的关系，他的未来和网易的未来，是一个嗅觉灵敏的方向辨别者和需要方向的行路人的关系，至于行路者的步子具体怎么迈，他愿意找一个诚实、能干的CEO来把握。
其实丁磊的“玩家”精神、自由理想正是成就他的主要原因，它们使丁磊更加完整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玩家精神使他对眼前的兴趣，比如网络，有超越常人的专注力；自由使他的工作和生活合二为一，也许在酒吧的角落，他考虑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他的这种精神和理想，还使他有了区别于其他人的思想，丁磊既没有佩服的英雄，也没有对失败的担心。他曾经喜欢过爱因斯坦、得到爱迪生人生经历的启迪、被“阿甘”的精神感动，但这一切都是由于从这些人身上，丁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丁磊不害怕失败，他说：“网易如果不成功，自己完全可以去搞唱片制作。”
最标准的新生代创业者：李立农（35岁）
出生于广东的李立农，1983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后，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院。1985年随着出国热的兴起，他考取了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当时最热门的电子工程硕士。1987年由于受朋友之邀到硅谷度假，在那里看到了美国“高科技大跃进”的宏伟景象以及自己实现美国梦的可能，凭藉着南方人特有的精明和商业嗅觉，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已经开始的博士学位修习，加入了硅谷的AEHR公司，开始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设计工作。1990年，为了实现自身从技术人员到企业家转变的梦想，并丰富自己的管理经验，李立农又跳槽到硅谷的Quickturn设计系统公司，负责该公司的国际市场业务拓展工作。期间，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李立农丧失了一次加入初创期的Netscape公司的机会以及相应的可观的股票期权，从而在Netscape上市之时损失了大约2000多万美元可能的收入。这次打击使李立农领悟了硅谷的企业运作机制以及使个人迅速致富的可行方法，尽管此时还只是半信半疑；而最终Quickturn公司自身股票在Nasdaq的上市以及自己的股票期权由此的巨额变现，使得李立农终于信服了这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于是，在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认真的准备之后，李立农于1996年12月回到深圳，用募集到的50万美元创设了深圳盛润网络系统有限公司，从事“钱景无限”的网络金融和证券服务。1998年12月，盛润公司成功引入了Motorola和Intel两家约500万美元的第一期风险投资，从而为公司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李立农本人在此同时也彻底完成了使自己从一个技术人员向企业家、高科技创业者的最后转变。
作为第三代企业家的一种代表类型，李立农这一系列的经历可说是极为标准和全面。而当面对面与李立农交往时，你绝对不会从他身上看到本土企业家所常有的那种狂妄与骄矜。作为一个有着众多人生阅历的企业家，李立农身上拥有一种经历过狂风骇浪的水手所特有的那种稳重、宁静、从容和自信。也许是出于要在两个世界和两种语言间不断交替变换的缘故，李立农与人交谈的语速总是略显缓慢，加上他特有的深沉的音调，这一切更为他平添了一种男性的魅力，用一个接触他许多次的女记者的话说，李立农是“女孩子最想嫁的那种男人”。不过，李立农目前已经有了一个韩国女友。而且，作为一个思想上的“没有国家的公民”（Citizen of No Country），李立农的富于哲学思考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很难以用普通中国人的经验来加以度量和判断的深谷，因为那里充满了各种后现代情境下因差异性相关而被纷呈并置的非连续的经验和思想的碎片，有着难以名状的破碎的深度和零向度的意识架构。
来源：创业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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